翰墨大纛—越中书家书作历史文化系列|汉建初买地摩崖石刻

 翰墨大纛——越中书家书作历史文化系列之六

汉建初买地摩崖石刻
文/成海明

该石刻位于绍兴县富盛镇乌石村跳山东坡，岩高约5米。铭文阴刻20字：“昆弟六人，共买山地，建初元年，造此冢地，直三万钱”，因碑额另竖刻有“大吉”两字，故又称“大吉碑”。陈声在《光绪诸暨县志》中云：“隶书，凡五行，行四字，上方有大吉二字，以建初尺度之，字大六寸五分及二寸五分不等”。经考证，国之年号为建初者有四：一为，成(汉)李特，一为后秦姚苌，一为西凉李暠，又一为东汉章帝刘炟。然李特、姚苌、李暠皆偏霸西陲，而地处东隅的越中民间，在撰刻如此地券时，是不可能出现建初正朔元年年号的。如此，摩崖所记“建初元年”，应题刻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（公元76年）它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、体积最大的地券刻石，更是浙江境内时代最早的摩崖，距今已1900多年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《建初买地摩崖石刻》原石

杜春生在《越中金石记》中记载了其发现此摩崖时的经过：“癸未仲夏，余偕兄尺庄（杜煦）觅先世葬地，偶憩兹山。其石高不及二寻，迤逦围十余丈，色黝然而黑。土人云，有字在石趾，剔除苔藓谛视，乃东汉人题记，为自来金石家著录所未及者！”

山阴杜春生，字禾子，嘉庆丁卯（1807年）与兄春晖同举于乡，平日喜好碑帖，多有收藏并研习，当新发现《建初买地摩崖》后，即不惜万金将其购得。时人萧山王南郂中丞绍兰在《越中金石记书后》中道：该摩崖的全貌发现“不独越郡增荣益观，即两浙及大江以南诸碑亦莫能或之先者。”杜春生正是以此为豪，就在发现此摩崖的冬末，杜春生即带上其所新拓的摩崖拓片，拜见了他中举时的考官，时任任湖广巡抚兼湖广总督的吴荣光。吴荣光书法造浙极高，为当时鉴帖名家。吴公一见新拓，即为之惊叹：“真汉人文字，遂为越中第一最古之石，历代著录所未收”。并认定：“大江以南，汉刻其时代无有先于此者”。清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，吴荣光邀上赵魏、陆耀遹，专程赶往会稽跳山访碑。吴荣光在现场鉴赏之余，还激动地手书《获石同观题记》，并嘱勒其旁。此刻今存一侧，刻高90，宽76厘米，楷书阴刻，字径10厘米，题曰：“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道光，癸未，南海吴荣光偕仁和赵魏、武进陆耀遹、山阴杜煦、杜春生获石同观”。

位于《建初买地摩崖石刻》一侧的吴荣光楷书题刻

吴荣光返贵州后，速将此拓寄至正在粤中编纂《两浙金石志》的阮元，阮元精研金石，尤长考据，为当时的金石大家。曾长期在浙江做官，为编纂《两浙金石志》，莅政之余，阮元几乎遍历浙江各地，穷搜境内各种石刻及其拓片，然终“以浙东无汉刻为感慨”。当阮元新获《会稽建初买地摩崖》拓本，惊喜程度可想而知。自此之后，一批又一批好古及金石爱好者纷至沓来，可谓整个金石界为之轰动。杜春生谓当时盛况：“今且争先快睹，求取几无虚日”。

鲁迅先生也多次在日记中提到过《建初买地摩崖石刻》，有时将其称为《跳山摩崖》，有时又称《建初摩崖》或《建初买地》和《建初买地记》。鲁迅先生对这处石刻的重现，表现在他接到周作人所寄拓本的第二天，就将其中一枚送给了他的友人、著名书画篆刻家陈师曾。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：“上午得二弟所寄《跳山摩崖》石刻拓本四枚，……十三日付邮。”可见拓本是周作人从绍兴寄给他的。二十一日，又将此摩崖拓本一枚赠给他的同乡、友人许寿裳。六月二十四日，又将拓本送给了老同事朱希祖（遏先）以及朱孝荃。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说：“二十四日晴。……寄朱遏先信并《建初买地》、《永明造像》拓本各一枚。送朱孝荃《建初买地记》一枚。”

《建初买地摩崖石刻》拓片

关于“建初买地摩崖刻石”，坊间曾流传着“武肃王轶事”的传说，清·西吴悔堂老人《越中杂识》中也有记载：“吴越武肃王书，大吉，两字，在府城南三十里跳山石壁上”。关于这个传说，杜春生在《越中金石记》中有了初步的考证，云：“是刻在会稽跳山，郡城东南五十里。万历绍兴府志云，土人传为钱武肃王微时贩盐遇官兵，跳避此山，壁上书“大吉”字。考（跳山）山名不见于’嘉泰会稽志”，所以所谓“武肃王轶事”并无依据，仅误传而已。清著名学者阮元《两浙金石志》云：“石刻近为山阴杜氏所获，盖当时买地券文也！”

关于《建初摩崖石刻》的艺术价值，清汪鋆《十二砚金石过眼录》曾评云：“书势古拙”。细细审视，可见其艺术风格处于隶书的中期阶段，仍有篆书意味。字大盈尺、气势雄浑、用笔沉稳、古朴醇厚，点画略显波磔，正文题刻倚岩面随形布势，章法布局浑然严谨，疏密有致。每字结构大小参差，生动活泼，富于变化，正斜倚侧，摇曳多姿。体现了汉隶承前启后，渐趋成熟的时代特征。在文化史上也有很重要的价值，它证实了我国在汉代时购买地券的凭证契据，是最原始的一种买地券形式，也提供了当时土地买卖的价格和依据。

（绍兴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整理）